前不久，前去拜访文学理论家张炯。这位年逾八旬的学者，追忆了往昔的峥嵘岁月，谈及了对当前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我们的文学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对各种创新思潮要常怀包容之心。现实主义文学还是主潮，不必对它有太多忧虑。文学批评要有新的成绩，需要新一代批评家继续打好基础、拓宽视野，与作家的创新实践共同进步。

　　从文学青年到批评家

　　回忆起与文学评论的渊源，张炯最先想到的是1948年发表在地下刊物《骆驼》上的一篇文章，评论当时苏联作家安特莱耶夫的小说《表》。《骆驼》杂志由编辑自己刻蜡板，自己印刷发行，正在读中学的张炯也是杂志的编辑之一。那时，他已经是一名地下党的成员，参与组织学生运动。后来组织上派他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于是他作为政委，领着一支仅有174人的游击队在福建宁德地区的白云山一带打仗，他的笔名“白云飞”就与这段革命经历有关。

　　1955年，张炯考入北京大学，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在大学期间，张炯先后创作了《千树万树梨花开》《重逢》《蓝豹子》等文学作品，其中《千树万树梨花开》发表在1956年创刊的学生杂志《红楼》第一期头版，在校园中颇为轰动，他也因此被该刊吸收做了编辑。

　　对于张炯来说，虽然他考中文系的初衷是将来当一名作家，可命运却不断地引导他走上编辑和批评者的道路。

　　1958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成了同学们的心愿。张炯回忆：“我们年级一共70名同学，暑假时留在学校写文学史。我当时刚好是三个班的班联会主席，所以被选为文学史的副主编，主编是支部书记费振刚。后来这部红皮的两卷本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计80万字。第二年，社会上反映这本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时有简单化的倾向，于是大家商量再重新写一本，还邀请系主任杨晦先生和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冯钟芸、陈贻焮等先生参与审稿和把关，这一次是四卷本，共120万字，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被教育部列为大学文科教材。”

　　毕业时，张炯没有忘记当初的愿望，仍然立志做一名作家，所以在填写志愿时，第一志愿是“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志愿则是到报社当记者或者到作协当编辑，相信这样会有机会继续搞创作。结果，中科院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看中了他参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经历，把他挑来分到美学家蔡仪的身边搞文学理论研究，参编《文学概论》。这本书由周扬提出并指导，另一部由他提出编写的《文学原理》则交给了上海的叶以群。

　　在文学所的前三年时间，张炯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中。到“文革”开始之前，他的批评文章，除了最早发表在《骆驼》上的那一篇之外，第二篇评论文章于1958年刊载在《电影艺术》上，是在一次座谈会上关于《青春之歌》的发言。第三篇发表于1960年，《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评论话剧《甲午海战》，编辑张晓翠认为张炯的发言不错，就让他改写成《评〈甲午海战〉兼论历史剧》一文刊发。后来，他被调到《红旗》杂志的文化组当了两年编辑，一直到1979年初才回到文学所。

　　“从1979年开始，我的主业就是编辑工作，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只能兼着做。我在《文学评论》当过编辑，也当过副主编、主编，前后大概有10年。我还主编过《作品与争鸣》，它的创刊是我组织张罗的，前后也大概10年，还策划过丛书《当代文学研究资料》80多本。再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了三版，第一版我是当代部分的主编，后来第二版、第三版是做中国文学卷的副主编。我当时还兼任少数民族研究所的所长，要熟悉少数民族文学的情况。一直到1999年退居二线，到现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我才有比较多的时间从事评论工作。”持之以恒，成就硕果累累。张炯先后出版了数十种专著，还主编了《当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文学发展通史》等丛书。

　　谈起做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经历，张炯提起了多位对他影响至深的前辈。何其芳时任文学所的所长，张炯评论《甲午海战》的文章就是由他签发的。这篇文章本来有一万字的篇幅，张炯看到清样时却已经删到了七八千字，他当时不大高兴，就去找编辑张晓翠。她告诉张炯，这是何其芳先生删改的，可以找他本人理论。

　　张炯回忆说：“我那时年少气盛，便贸然去他家。他当时住在西裱褙胡同的小院里，进门后才知道何其芳先生正在发烧，躺在床上。见到我来，他立即爬起来，叫我到书桌前，谈谈对文章删节部分的意见，然后拿出原稿，逐条给我讲他删改的理由。”当时，何其芳对他说，搞文学评论要有比较的眼光，不能仅仅就一篇作品谈一篇作品，就像看乒乓球比赛，要想知道谁打得最好，应该先看过很多世界级的比赛再来评判。这些话对张炯的触动很深。

　　在文学所的三年里，张炯一直是蔡仪的学术秘书，亲眼见证了蔡仪在做研究时严谨的学风。有一次学习《毛泽东选集》要写心得，党支部书记要他把写好的稿子拿去向蔡仪请教。没想到第二天拿到稿子时，3000字的稿子旁边竟然提出了18条意见，有的涉及语句逻辑，有的涉及内容的欠周密，这种认真、严谨的态度使张炯十分感动。

　　在他刚到文学所工作的时候，经常在周一的上班时间见到一位中年人，西装革履，戴黑框眼镜，背着一个帆布背包，里面总是鼓鼓囊囊地装满了东西。这个人每次都是直奔图书馆，后来张炯才知道这位就是钱锺书先生。

　　“那时候他大概是40多岁。有一次，我有个问题去请教他。他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领我进了他的房间，书架上放着一沓笔记本，他翻开一本笔记，找到一页指给我看，告诉我这个问题可以在某本书的某一页查到。我后来去图书馆一查，果然不差。我这才知道，人们总说钱先生博闻强记，读书过目不忘，可能是跟他常常复习这些笔记有关。他告诉我，从8岁起，他父亲钱基博先生就要求他每天至少要读8小时书。在五七干校后期，他还每天自己带着一个小马扎坐在床前读外文书。那时也没什么书可以读，他就读西德共产党出版的《红旗》周刊，从不间断。”

　　这些前辈们的治学态度和作风对他从事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必为现实主义忧虑

　　对于当前的各种文学思潮，张炯认为，首先要承认并且正视它们的存在，“我记得黑格尔有句名言，一切现实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一切既已存在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我对文艺思潮的变化也是如此看待的”。

　　他谈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为两种思潮虽然是由近代西方提出来的，但是实际在文艺创作中的历史由来已久。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出现的。现代主义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倾向。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都不满足于现实主义，想要有创新，所以出现了那么多流派。后现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产生的，西方有人把它归因为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因为这个时代的人非常孤独，人和人之间缺乏交流。因为缺乏对整体的认识和感受，人们被彻底异化了。“当然后现代主义至今还没有系统的、公认的理论，有的理论家从中概括出几条，第一条说它是消解了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的界限;第二条是说它对现实的反映采取了客观真实主义，作家不持立场;第三条是说它对文学采取游戏的态度，比如搞拼贴结构;第四条是说它是反本质主义的，重视对现实的感觉，追求平面化，削平深度，只有现象，没有本质。”

　　他认为，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是有历史必然性的，不是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的作家容易受到某一文学思潮的影响也是因为产生了共鸣。现代主义在五四时期就传入我国，鲁迅就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狂人日记》就是意识流小说影响下的产物，《故事新编》则受到了荒诞派的影响。鲁迅当然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只是在局部的作品中用这种现代派的手法来写。上世纪80年代初，王蒙连续发表了6篇意识流小说，后来评论家说他的作品是“东方意识流”，就是说虽然是意识流，还比较容易读明白。而刘心武《无尽的长廊》的形式也是荒诞的。这些尝试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现实主义的作家。

　　对于现实主义写作的要求，张炯认为要从三个方面来看待。第一个层面是政策层面，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各种思潮都有发展的空间。第二个层面是文学批评的层面，具体作品应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很多小说不是现实主义的，但它也反映了现实，在思想倾向上也没什么不好，在艺术上的探索就应该得到我们的肯定。第三个层面是从哲学的层面，主张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创作应该反映生活、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的生活，反对不可知论，也反对反本质主义。“从理论的层面上看，我们不能完全同意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但我们可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你可以讲你的理论，我们也可以坚持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主张现实主义，用现实主义来反对现代主义，好像现实主义就是惟一正确的，这种观念值得商榷。”

　　张炯说，艺术是人的一种创造物，必然是主客观的统一。新历史主义提出，历史的本体和历史文本是有区别的。历史文本反映历史本体，但并不等于就是历史本体，因为它受到主体的限制。艺术虽然反映现实，但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品，它反映的也不等于就是生活的全部真实。如果我们承认艺术是人的创造物，承认人的能动性在艺术中的重要作用，那我们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上开辟一些新的技巧就不应该反对。我们所反对的是不良的思想倾向，比如散布颓废和悲观主义，但不能把思想倾向和艺术创造混为一谈。

　　讲到这里，张炯的眼中呈现出自信的光芒，他继续谈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潮流和一种方法，它始终是居于主流的地位，因为作家创作总是要从自己的生活出发，他不可能幻想出跟他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即使幻想也是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根据。所以历代的创作总是现实主义作品居多，不必忧虑现实主义没人继承。”

　　不过，现实主义还有程度上的差别。恩格斯曾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于当前的现实主义创作，张炯说：“现在大量的作品你不能说那就不是现实主义，但是成功地创造出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作品比较少。”

　　文学批评何为

　　文学批评如何创新创造的问题，是张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认为，文学批评要结合中国当前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重要讲话，是对于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艺实践的总结，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践的结合，是一个里程碑。同时，我们要尊重中国古代文论的优秀传统，有些成体系的，像《文心雕龙》，也有些不成体系，像一些诗话、词话，其中有很多精辟的观点。对它们的继承既要跟中国的文艺实践结合，还得进一步地整理和批判，吸收到我们的文艺实践中。

　　张炯认为，文学批评学术性比较强，批评水平要提高，同批评家的思想高度、艺术鉴赏高度、学术视野的宽度密切相关。他说：“上世纪60年代初，周扬先生曾经找我们几个年轻同志谈话，说他们这代人读书不如鲁迅、郭沫若多。因为要搞革命，没时间读书。‘你们这一代现在有时间读书要多读书，这样才能从你们中间产生大的学者。’可惜谈话之后我们下农村，只能通过广闻博见来提高自己的水平。所以，新一代的批评家要想在文学批评上有所创新，必须坚持不懈地拓展视野。”

　　“我们的民族有着旺盛的文化创造力。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就建立在对文化传统的认识上。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怎么样坚持文化自信，值得不断思索。”张炯提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对国内的文学创作成就不自信，对文学走出去的自信心也不是太足。但是，只要作家们用本民族的语言去描写本民族的生活，创造本民族的风格，真正创作出真善美的作品，那么世界各国的读者就会承认你。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味学西方的东西，人家会觉得自己就有，不觉得新鲜。他尊重的恰好是属于你本民族的东西，因为它们可以丰富世界文学。这一点中国作家完全可以做到。莫言笔下的高密、贾平凹笔下的商州、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张炜笔下的山东、李佩甫笔下的河南，都很有特色，他们的作品都可以翻译到国外去。所以中国作家应该感到自信，中国文学已经走向世界，还会继续走向世界。

　　对于新媒体批评、非虚构写作、网络文学等相对比较新的文学现象，张炯借用刘勰的话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但是，文学属于审美意识形态，它的本质没有变，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才创造出来的。通过作品，人们能够更好认识现实生活，能够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能够从中得到审美的愉悦。对于这些新的文学现象，要用同样的尺度去衡量，具体作品具体分析。比如，有些作品很难说是虚构或是非虚构，像《三国演义》就是七实三虚，关键不在于它是虚构还是非虚构，而在于它是不是文学。网络文学的数量非常庞大，良莠不齐，但其中毕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也需要我们新一代的批评家去仔细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