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应邀于12月5日至10日访华。在德国总统的代表团里，有一位特殊的成员，她叫白嘉琳（Karin Betz），是专职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德国翻译家。她译过的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让人惊叹为“不可完成的使命”——翻译界高难度的书。比如麦家《解密》里的密码破译和数学方程式，莫言《檀香刑》里的方言和戏曲，刘慈欣《黑暗森林》里天体物理学的部分……白嘉琳还是一系列中国女作家，如颜歌、李静睿、盛可以和蒋方舟作品的德文译者。在今年十月份召开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白嘉琳出席了她心爱的中国作家麦家的主题之夜，并在书展的高端论坛“世界思想论坛”上，和麦家进行了深度对谈。

　　作为少有的全职中国文学翻译家，白嘉琳还有一个有趣的爱好：跳探戈和做探戈DJ。在德国总统访华前夕，腾讯文化特约中西文化项目顾问王竞对白嘉琳进行了采访。

　　翻译家白嘉琳。

　　腾讯文化：探戈舞和文学翻译之间有没有共性？

　　白嘉琳：和音乐舞蹈打交道的人，对节奏特别敏感。语言就是充满音韵和节奏的。跳探戈的时候，舞者把自己的身体投入节奏，全神贯注地进入了人情感世界的探索和体验。这一切都跟文学翻译类似。文学翻译并不只是所谓的脑力劳动，它跟情感活动有很深的关联。在写作和翻译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语言感觉”，而“语言感觉”是一种直觉式的东西，一个人要么有，要么没有。那么，这种直觉从何而来呢？无论你是跳探戈舞还是唱歌，这种对艺术的直接体验都会融入到你的人格中去，变成你的一部分。做翻译的时候，你平时的艺术修养就以直觉的方式，带着语言感觉流进你的文本里了。

　　腾讯文化：你刚刚在十月份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跟麦家有过几天的密切交往。我们就以麦家为例谈谈你的翻译工作，好吗？

　　白嘉琳：没问题。麦家是我十分欣赏的一位中国作家。

　　2018年法兰克福书展，麦家对谈白嘉琳。

　　腾讯文化：麦家的《解密》是你推荐给德国出版社的吗？或者说，你是怎么得到翻译《解密》的任务的？

　　白嘉琳：是德国出版社找到我，请我来翻译的。其实，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工作方式。我的本职是译者，我愿意把时间都投入到翻译好书上。德国读者只有多读中国，才能慢慢读懂中国。我特别希望有更多了解德国出版社和图书市场的优秀版权代理，我们大家各自发挥强项，一起合作。

　　腾讯文化：还以麦家的《解密》为例，请问你是怎样和德国出版社合作的？

　　白嘉琳：在出版社把《解密》寄给我之前，我并不知道有《解密》这部作品。我一看就认定这是本好书。签了译者合同后，我开始工作。按时交稿后，我还要和编辑一起花很多时间打磨译稿。《解密》的德文版出版后，麦家在两年前来欧洲做过一次德语区阅读之旅，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他也来了。每次我都会陪同他，和他一起办活动。这并不是译者必须做的工作，但是我非常愿意做。

　　可以说，目前德国出版社对中国图书的兴趣比几年前要大，他们在主动寻找有现代气息、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文学作品。但是，我们仍然清楚地知道，对德国出版社而言，要摸清中国文学的情况其实是很难的。他们非常依赖版权代理和译者的推荐，因为德国出版社一般没有自己阅读中文的能力。刚才我虽然说，我最愿意把我的时间放在翻译工作上，可实际上，我跟德国出版社的联系很多，他们会主动问我对一些作品的意见，我也会主动向他们推荐一些作家作品。

　　我对德国的出版社很熟悉，因为我首先是他们的读者。作为译者，我必须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是德国的文学，也要读很多国际文学作品。此外，我会读很多文学书评，也很注意读评论家写的关于中国文学的评论文章，了解文学新趋势和阅读趣味，这些都是必须做的功课，帮助我了解当前德国图书市场需要哪些题材，书评家欣赏什么，不欣赏什么。

　　麦家《解密》德文版封面

　　腾讯文化：麦家在德国文学评论家那里留下的印象如何？

　　白嘉琳：麦家的《解密》在德语区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他的德国出版社是兰登书屋旗下的一家优秀出版社，《解密》是他们出的第一本中国文学书。如果这家出版社对中国文学的营销经验更丰富一些的话，《解密》还能卖得比现在更好。

　　腾讯文化：言下之意，你觉得《解密》在德国被读得还不够？

　　白嘉琳：是的。我跟不少德国出版人都聊过麦家的《解密》，他们跟我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解密》是一部值得被西方世界广泛阅读的作品。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营销经验还不够，对这部潜力很大的小说，还值得下功夫。

　　腾讯文化：你提到德国出版社在寻找有现代性的中国文学作品。这里的“现代”是指什么？

　　白嘉琳：我理解的现代，首先是汉语语言的白话文。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今天没有人用文言文了呀。其实在我看来，不少的中国当代作家在不自觉地偏离真正的白话文。他们的作品里满篇成语，大量地引经据典，高密度地堆积暗喻和古典结构。作家本人可能对此不觉自觉，但在我看来，他们的作品语言的形式感过重了。咱们接着以麦家为例吧。麦家的文本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的句子短而清晰。这是现代性的第一个表现。

　　此外，作品的结构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注意作品的结构构思，就不能算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这里也可以用《解密》为例：在西方的出版界和读者那里，大家非常看重结构。我更愿意说，麦家的小说已经是后现代性意义上的作品了。他的叙事结构中间包裹着另一个叙事，使得故事展开了不同的切入视角。他扔掉了线性的传统叙事方式，给故事搭建出多个层面，再开放出多个视角。《解密》中，第一人称的“我”其实在故事里不扮演任何角色，但他对故事进行考察研究，故事结尾处还建立了一个类似附录的章节放主人公的日记。我们把这种对本来就不存在的事物进行貌似真实调查研究的方法，叫做mocumentary。它不是documentary那种纪实工作方法，而是假造纪实、虚构纪实，虚虚实实，读者被带进了纪实文学里面，但最后发现整个结构全是一场虚构。这种引领和挑战读者阅读体验的结构方法非常有意思，充满张力，超越了故事本身的层面。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后现代性。同时，这种结构运用也支撑起了整部作品的文学性。

　　腾讯文化：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的一场麦家活动上，你说到，翻译麦家是一种快乐。这本书里可是有一大堆数学公式和密码呀！难道你喜欢做数学题吗？

　　白嘉琳：哈哈！这堆数学公式恰恰在我的翻译中是从不好玩变成好玩的那部分，等会儿告诉你。

　　我说的快乐，是由好几个原因组成的：首先，这部作品的文学水准属于我欣赏和乐意翻译的那种书。我觉得我跟这部小说的气场很合，我能用我的翻译能力赋予《解密》恰当的德语风格。我能找到进到这本小说的入口，我懂麦家想说什么！所以，我很享受翻译过程。

　　第二个理由跟我个人的兴趣相关，《解密》的开头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它描写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转型的那一时刻，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清末到民国的中国社会是怎样步入现代化进程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表现在了小说主人公容金珍身上，他从美国学成回国，受到西方严密的数学思维训练，回到家乡后，却必须面对强大的传统。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性的遭遇也是这部小说讲的一部分故事，非常吸引我。

　　腾讯文化：在北京有个国际人士的读书会，他们定期交流被译成英文、德文、法文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个成员告诉我，他们就麦家的《解密》进行了激烈争论。小说的开头部分正如你说，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中国从近代进入现代的转型故事，但是说着说着，故事突然就偏离轨道了，出现了一大堆数学公式和密码符号，读者被搞得一头雾水。

　　白嘉琳：小说里的数学部分的确很难读，更难翻译，我必须非常小心，弄不好就会出错。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这部分好复杂，因为麦家的写法，数学还不仅仅是数学，还有各种象征意义纠缠在里面。到了最后，当我把所有疑难问题都解决后，快乐也是巨大的！我的知识盲点又被清除了几个，有挑战才有趣。我喜欢不停地学习新东西，为了翻译《解密》，我下功夫补了很多课。比如，我专门买了密码学的书来读，关于数学和密码学的科学论文不知读了多少篇，我还去向数学领域和密码学领域的专家请教……

　　腾讯文化：你也给麦家提问题了吗？有的译者是不联系作者的，有的译者没完没了地问作者，不知你属于哪一类？

　　白嘉琳：我给麦家提了几个书中的数学问题，因为我搞不懂，那些是真的数学难题呢？还是麦家自己编出来的。这只能问他本人了。如果是麦家这个特会讲故事的人编出来的，我作为译者也有我的自由发挥空间，去发明出巧妙的德语表达！这很好玩。

　　腾讯文化：麦家的英国出版商在宣传《解密》的时候，把麦家比作中国的丹·布朗，你对此坚决反对，为什么？

　　白嘉琳：因为麦家比丹·布朗棒多了！（笑）我能理解这种营销的方法，当一个国家初次出版一个陌生作家的时候，为了拉近他和读者的距离，出版社通常把他比作一位大家都熟悉的作家，从写作题材到风格，列出两人类似的地方。但是，把麦家比作丹·布朗，实在是个错误，是对麦家的不公平。丹·布朗虽然是一位世界成功的畅销书作家，但是，他的作品是消遣性的类型小说，谈不上任何文学性。麦家的小说虽然有悬疑成分在，但他写的绝不是类型小说，而是历史小说和心理小说。《解密》的结尾是开放式的，让读者不得安宁，这也是类型小说不会去做的事情。丹·布朗的故事里最后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

　　腾讯文化：在今年十月法兰克福的一场对谈中，你提到麦家的《解密》让你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怎么会产生这个联想？

　　白嘉琳：小说《解密》里也有一本日记。但这不是我产生联想的直接原因，世界上很多小说里都有日记的元素。然而，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部很特别的小说，在《狂人日记》发表之前，中国的小说还没有过这种写法。鲁迅用了一个计谋，通过一个疯子——狂人之口，讲出人们不敢讲出的真话。麦家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也是一个病人，整部小说里我们不知道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小说结尾处出现了他的日记。在日记中，他的记录充满了哲理、智慧和对社会的洞察。我在翻译容金珍的日记时，不由得总是想到鲁迅的这个短篇。另外还有一个相似处，就是白话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很多用优秀的白话进行写作的作家，如沈从文、茅盾，鲁迅是他们中间的一位代表人物。他们的语言简洁生动，文学性强。我认为，日后这种纯粹意义上的白话写作有所丢失。而麦家是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学的继承人。还有一位我喜欢的作家也清晰地延续了这个白话传统，那就是王小波。

　　腾讯文化：请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方式。你拿到待译的作品后，是一口气读完再开始翻译呢，还是边读边译？

　　白嘉琳：拿到书以后，我会先对作品进行一个整体的把握，开头怎样，结构是怎么搭建的，节奏感如何，等等。但是，通常我不会把全书读完。我做文学翻译的经验告诉我，要把自己放在读者的位置上，才能翻译好书中的张力感。和读者一样，我不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才能调动好我的直觉，运用最恰当的词语。我是不用理性去翻译文学作品的。当然，全部翻译结束后，我会对译文再一次把关，改掉前后不一致的错误等等。这是我的方法，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工作方法，各不相同的。

　　腾讯文化：中国出版社都在纷纷努力，推动中国图书的海外翻译出版。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白嘉琳：中文和德文的差异很大，一本300页的中文书，翻译成德文后有时会“膨胀”到600页！这也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翻译和出版的一个难处。不少德国出版社对中国图书的长度是抱有畏难心理的，一部大部头从翻译到印刷，费用都不低。所以，除了长篇小说，是否也可以考虑向海外介绍优秀的中篇小说呢？另外，像《解密》这样文本质量好的书不是很多。我有一个印象，不知对不对，就是中国的出版社编辑不敢改作家的稿子。在德国，哪怕大作家的稿子也是编辑改出来的！德国的编辑程序特别严格，从结构到段落到句式都要用最批评挑剔的眼光审读，编辑和作者紧密合作，几乎都快变成第二作者了。只有这样打磨出来的书才是好书。包括我的翻译文本交稿后，德国出版社的编辑也是这样跟我打磨文本的。但是，我经手过的很多中国的书，故事不错，但是显然没有经过严格的编辑。这就给译者带来更多的工作量，因为德国出版社对精准的表达要求很高，中文原书里的错误、重复等等，都得译者去修改。我非常希望中国出版社加强文稿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