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江，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西语专委会专家。曾任北大西语系主任，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会长。著作主要有《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西班牙语国家卷》、《拉丁美洲文学史》、《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西班牙20世纪诗歌研究》、《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等，译著有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语当代女性诗选》、《墨西哥诗选》、《西班牙在心中：反法西斯诗选》以及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鲁文·达里奥、塞萨尔·巴略霍、胡安·赫尔曼、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加西亚·洛尔卡、安东尼奥·马查多、阿尔贝蒂、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人的诗选。与西班牙友人合作，翻译出版了西文版《红楼梦》。曾在国内外多次获奖。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振江是最没架子的老师之一。有一年参加迎接新生的活动，碰巧没有人帮新同学运行李，他就蹬起了三轮车。旁边历史系的同学看见了，冲他喊：“师傅，回来帮我们也拉一车！”

等到开迎新会的时候，新同学才发现，那位运行李的师傅原来是他们的系主任。

从1983年翻译出版第一部作品——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世界末日之战》开始，赵振江翻译出版了三十余部西班牙语文学作品、多部研究西班牙语文学的专著，西班牙语国家共有11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其中的5位诗人（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成为国内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之一。

鉴于他在翻译介绍西班牙语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智利—中国文化协会于1995年为他颁发了鲁文·达里奥最高骑士勋章；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于1998年为他颁发了伊莎贝尔女王勋章；阿根廷总统于1999年为他颁发了共和国五月骑士勋章，2004年，智利总统又为他颁发了聂鲁达百年诞辰纪念奖章。2017年，为纪念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发起百年新诗贡献奖评选活动，赵振江荣膺百年新诗翻译贡献奖。

1964年留校任教，四十年来，赵振江兢兢业业，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工作，“不问收获，只求耕耘”。在他临近退休的那一年，却被评选为全国模范教师，这是对他四十年来教学生涯的褒奖。

翻译《马丁·菲耶罗》纯属自娱自乐，结果得到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出版了这部当时堪称豪华的高乔史诗。

中华读书报：《马丁·菲耶罗》是您正式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吗，翻译这部作品有何背景？　　

赵振江：“文革”十年后，有一种文学饥渴，上世纪80年代，国内对拉美的“文学爆炸”很感兴趣，我最早发表的译作是和北大赵德明、段玉然两位同事合译的巴尔加斯·略萨的《世界末日之战》，而我独自翻译的则是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到现在我也认为，翻译《马丁·菲耶罗》的过程对我是非常有益的。这是一部阿根廷高乔人的史诗，共7200行，可以说，我一开始就给自己选了一块难啃的骨头。这部史诗讲的是草原上的生活，是马丁·菲耶罗捍卫自由和尊严的斗争，我很喜欢，时不时就翻几行，日积月累，到1979年就翻译完了上部。1979年我去墨西哥进修，就把下部也翻译完了。回国后便束之高阁，并未奢望出版。

1984年，恰逢《马丁·菲耶罗》的作者何塞·埃尔南德斯150周年诞辰，阿根廷要展览各种文本的《马丁·菲耶罗》。当时台湾当局在外交上非常孤立，当然现在更孤立了，他们抢先出版了《马丁·菲耶罗》并送到阿根廷。我驻阿根廷的大使馆知道后，时任文化参赞的张治亚先生就往国内发消息，希望国内尽快出版此书。

这时距离展览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虽然我有现成的译稿，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激光照排，时间紧张，又无利润，因此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时任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陈光孚先生就给中央领导写信，结果得到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时堪称豪华的《马丁·菲耶罗》。　　

中华读书报：《马丁·菲耶罗》对您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赵振江：翻译《马丁·菲耶罗》，我花了6年时间，这是在我所有的译著中，花时间最多的一部。在翻译过程中，我不时想起书中绰号“美洲兔”的老人的话：谁若想成就好事/急性子那可不行：/奶牛要反复倒嚼/牛奶才又纯又浓。慢工出细活，一点不假。而眼下，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情况时有发生。　　

首先要考虑形式和语言风格的近似，因此，我采用七言，和原诗的每行八个音节大体相当。有一次我去阿根廷大使馆，送大使先生一本我译的《马丁·菲耶罗》，他让我念一段，我便读了史诗的开头：“我在此放声歌唱，伴随着琴声悠扬，一个人夜不能寐，因为有莫大悲伤，像一只离群孤鸟，借歌声以慰凄凉。”他听了后很认可，高兴地从橱柜里拿了一把高乔人用的刀送我。我说：“中国人一般不送刀，送刀表示一刀两断”。他听了哈哈大笑。后来，因为我翻译了《马丁·菲耶罗》，阿根廷总统还为我颁发了五月骑士勋章。　　

中华读书报：您做翻译有怎样的标准？怎样才能达到好的译本？　

赵振江：首先当然是要选好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至于翻译，如果是西译汉，对西语理解应该到位，汉语表达应尽可能做到准确、鲜明、生动。我认为，汉译西，应是国外汉学家的事。因此，当国内诗人找我翻译时，我一般不接受，道理很简单，我不能用西班牙语写诗，如何能把他们的诗翻译成西班牙语呢，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如果我做，一定是和西班牙语国家的诗人合作才行。　　

中华读书报：您共翻译出版了加西亚·洛尔卡7部作品。为什么会重点选择他的作品来翻译？您愿意对他作何评价？

赵振江：加西亚·洛尔卡是伟大的诗人，但是在20世纪西班牙剧作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当然，他有的剧作也多是诗剧。他的剧作有两大特点：一是浓厚的生活气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地气。他的题材多是乡村和女性题材。加西亚·洛尔卡一向同情弱者，同情受压迫最深的吉卜赛人（《吉卜赛遥曲集》）、妇女（《血的婚礼》、《叶尔玛》、《贝纳尔达·阿尔瓦之家》）和美国黑人（《诗人在纽约》）。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戏剧家，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个人的狭小天地里，既不孤芳自赏，更不顾影自怜，而是站在人类、人性、人情的高度，有了这样的大气，才使他成了大家。二是他的剧作既深深地植根于传统，又不乏超现实主义因素。此外，他还创作了一些具有实验性的剧作，只是这些作品几乎无法演出，所以至今尚无人译介。

对于他和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同性恋，许多人津津乐道。但在介绍诗人的创作生涯时，却要么含糊其辞，要么讳莫如深。我们知道，1928年出版的《吉卜赛谣曲集》为加西亚·洛尔卡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他却在一片赞扬声中，产生了情感和创作危机，其原因之一就是达利对这部诗集颇有微词；作为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谣曲这种传统的诗歌形式。因此，加西亚·洛尔卡借机去了美国，并在那里创作了具有鲜明超现实主义特征的《诗人在纽约》。至于他的遇害，有一定偶然性。在思想上，他站在共和国一边，但并非坚定的共和国战士，否则内战爆发后，他也不会回格拉纳达。当时的格拉纳达非常保守。宪警们为什么如此仇恨一个当时已是如日中天的诗人呢？一是他在作品中强烈控诉和抨击了宪警们欺压弱者的行径（如《宪警谣》），二是保守势力认为同性恋是离经叛道、伤风败俗之举。这或许是他遇害的主要原因吧。

我译《红楼梦》，既没有版权，也没有稿酬。但是我觉得，一生能做一件这样的事，很难得，很幸运。　

中华读书报：以您的翻译原则，就比较容易理解您当时翻译《红楼梦》时的犹豫了。　

赵振江：1987年3月，北京大学外事处转给我一封信，是格拉纳达大学前秘书长卡萨诺瓦教授写的，大意是：“经与我驻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处磋商，认为我是西文版《红楼梦》定稿的最佳人选。”我既不是红学家，西班牙语水平也和翻译《红楼梦》搭不上边，所以很犹豫，有位深知“内情”的朋友告诉我说，出版西文《红楼梦》是北京外文局与格大的合作项目，已有成稿，我的任务无非是对照中文校阅一遍而已，我这才应承下来。

到格拉纳达以后，才知道格拉纳达大学并不满意那本由秘鲁人从英文转译过来的西文本《红楼梦》，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校阅一遍，而是要大改乃至重译。第一次会见大学的秘书长，就提出“西班牙语不是自己的母语，无法独自胜任这项工作”，因而希望对方为自己聘请一位文学修养好、语言水平高的合作者（最好是诗人）。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难题就太多了。比如“香菱”的名字，因为西班牙没有菱角这种植物，自然也就没有“菱”这个词，在外文局提供的译稿中，把菱角译成了“荸荠”，这显然和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形象相去甚远。最后我们考虑再三，把香菱的“菱”译成了“睡莲”，并在页下加了个注释。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翻译《红楼梦》的具体过程？翻译这部作品给您带来了什么？

赵振江：我们下功夫最多的是在诗词翻译方面。我们是这样做的：比如“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先将诗歌注上汉语拼音，把每个词的意思写在下面，再用规范的西班牙语说明这句话的意思。然后由我的合作者（他也是诗人）把译文加工成诗。还要把他的译稿分发给几位诗人朋友，请他们润色，最后再对照原文定稿。　

这本书出版以后，得到了评论界的认可，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第一卷印刷2500册，一个月就售完了，并被西班牙图书杂志推荐上榜。我在1998年获得了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的伊莎贝尔女王骑士勋章。2005年，120回的西文版《红楼梦》全部出齐，成为西班牙文化界的一桩盛事。

我译《红楼梦》，既没有版权，也没有稿酬。但是我觉得，一生能做一件这样的事，很难得，很幸运。弘扬中华文明不能停在口头上，要做点实事。

诗歌翻译就是看懂原诗后，自己用母语写一首与其近似的诗。完全等同是不可能的。诗歌翻译要像优秀的创作，而诗歌创作千万不要像蹩脚的翻译。

中华读书报：“新诗百年”和“译诗百年”几乎在同步前行。新诗百年，北大新诗研究院院长谢冕主编了《中国新诗总论》，其中的诗歌翻译卷是您主编的。　

赵振江：我做了几十年诗歌翻译，却很少关注翻译理论，借机补了一下课。我国新诗的发展几乎是和西诗汉译同步进行的。西诗汉译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所谓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即中国文学“西化”的问题。就诗歌而言，其“现代性”的表现集中于“去古典化”，表现为文言向白话的转变以及诗歌格律与意象的革新。胡适翻译的《关不住了》与其创作的诗歌《蝴蝶》，算是新诗的破茧而出。苏曼殊所译的《拜伦诗选》成为第一本外国诗歌翻译集。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诗汉译成就了中国新诗，但同时对中国诗歌的文化主体性也有所伤害。

中华读书报：请您谈谈对诗歌翻译的看法。　　

赵振江：从根本上说，我同意墨西哥诗人帕斯对诗歌翻译的看法。他认为“翻译与创作是孪生行为”，区别在于“诗人开始写作时，不知道自己的诗会是什么样子；而译者在翻译时，则已经知道他的诗应该是眼前那首诗的再现”。就是说，诗歌翻译，尤其是西诗汉译，实际上是二度创作。我认为：诗歌翻译要像优秀的创作，而诗歌创作千万不要像蹩脚的翻译。　

诗歌翻译就是看懂原诗后，自己用母语写一首与其近似的诗。完全等同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人大力提倡诗人译诗，最早翻译诗歌的译者，确实都是诗人，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冯至，他们首先是诗人，同时也做诗歌翻译。但并非只有诗人才能译诗，也并非诗人译诗就一定译得好。好与不好，还是要看文本，要看对原诗的理解是否准确，要看译出来的诗与原诗的近似度。

我个人觉得，译诗的人应该会写诗。但即便懂外语，也会写诗，当代的诗也不好译。尤其是后现代、先锋派诗人写的诗，主要是因为其过于个性化、碎片化和私密化。如，我译的一首诗里有这样的诗句：“深海里/预感到我的小活塞机/要摆脱纲领性的兄弟情谊”。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去问诗人自己，他告诉我：“就是我想在大海里撒尿。”谢天谢地，我无话可说！　　

中华读书报：诗是不是可译，您的观点是？　　

赵振江：可译又不可译，有可译的部分，也有不可译的部分。简言之，内容是可译的，形式是不可译的。当然，这里说的是西诗汉译或汉诗西译。如果是同一语族之间的互译，则另当别论。如西班牙语和法语或意大利语诗歌之间的互译，要做到“形神兼备”就容易多了。　

记得齐声乔教授（他曾是彭德怀元帅在板门店与美国谈判的首席翻译）有一次对我说：“王勃有一首题为《山中》的五言绝句：大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落叶飞。我去问朱光潜先生：‘这首诗如何翻译？’朱先生回答说：‘没法翻译’。”

我上北大时，西方语言文学系有两位一级教授，一位是系主任冯至先生，另一位就是朱光潜先生。连朱先生都说“没法翻译”，还有讨论“诗可译否”的必要吗？　

学过外语的人都知道，在外语的写作里，最忌讳的就是重复使用同一个单词；而在汉语里，有时这却是一种修辞手段。当年翻译《红楼梦》时，这使我们吃尽了苦头。诸如“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请问，七个字里三个“花”，如何逐字逐句地翻译呢？硬是那样翻译出来，恐怕非但不是诗，简直就不是“人话”了！我想，朱先生所谓的“无法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和西方人说的“翻译即背叛”是同样的道理。

中华读书报：这么多年来，您对翻译的理解有过变化吗？

赵振江：译诗，首先要理解原诗。理解原诗，首先要“设身处地”，要“进入角色”，要体会诗人在彼时彼地的情感和心态。这样，对原诗的理解就不会有太大的偏差。《马丁·菲耶罗》诗歌中有一句“穷人的道理是木钟”。当时教我们我西班牙语的老师是阿根廷律师协会主席，他讲，每次给穷人写辩护词，开头都要引用这句诗。但如果就这么译出，给人的印象并不突出。所以我在翻译时加了一句：穷人道理是木钟——干敲不响没人听。不能说加上这一句就不忠实原文了。因为在原文中，这是言外之意，可是在译文中，如果不加上，读者可能体会不出原诗的原汁原味来。说“进入角色”，是因为译者有点像演员，是二度创作。比如，人艺的舒绣文和李婉芬都演虎妞，但她们的扮像、神采、韵味，各有千秋，却都没有离开原作，都是老舍先生《骆驼祥子》里活灵活现的虎妞。你一定要说哪一个更像，恐怕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了。　

聂鲁达在致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诗中说：“通过你的死，我学会了生：我的眼睛几乎没有模糊过，我有的不是恸哭的泪水，而是无情的武器。”这也是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共同的心声。

中华读书报：在拉美诗人中，您很看重聂鲁达，为什么呢？

赵振江：毫无疑问，聂鲁达是20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2004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和我的学生滕威一起出了一本《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希望更全面地介绍他。上世纪50年代，聂鲁达在中国虽然非常流行，但翻译过来的是清一色的革命诗歌（政治抒情诗），而实际上他的诗歌是由爱情诗、政治诗、超现实主义诗歌这三部分组成的。在这本书中，我们全译了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这是他的成名作，1924年出版，他还不满二十岁。爱情和大自然是贯穿这部诗集的两个主题。这些作品自然、流畅、节奏鲜明，将朴实无华的语言与鲜明生动的形象融为一体，表现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对爱与美的渴望与追求，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成为世界诗坛发行量最多的诗集之一。

聂鲁达的作品之所以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他写人民的题材是分不开的。尤其在进入成熟期之后，他所描写的都是时代的重大题材，如西班牙内战、智利人民的斗争、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拉丁美洲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等等。在将政治转化为诗歌的过程中，他注意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注意将现实主义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去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的。”　

至于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很难将它划入某一个流派。如果一定要说它属于什么“主义”，只能说它属于“聂鲁达主义”，因为他的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相互融合的产物。

中华读书报：您翻译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人民的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翻译奖。能谈谈这本书的翻译吗？《人民的风》对您来说有何特殊的意义？　　

赵振江：首先，任何时候，翻译都不是为了获奖。2010年西班牙诗人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诞生一百周年。我一直非常喜欢这位诗人。他十一岁开始自学，阅读了大量的“黄金世纪”诗歌。十四岁辍学，在家牧羊，为居民送奶。十六岁开始诗歌创作，1931年到马德里，其文学才能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33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月亮上的能手》。1934年他再次来到马德里，结识了聂鲁达和阿莱克桑德雷等诗人。1936年他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并亲临前线，参加了保卫共和国的战斗。战后，他被佛朗哥政权判处死刑，后改为三十年监禁，1942年病死狱中，年仅三十一岁。《人民的风》是鼓舞人民的号角，声讨法西斯的檄文。书中还选译了一些别的诗作，如《思念的歌谣》（选31首）是诗人在狱中写成的。它揭露了敌人的凶残，更表现了诗人对生命、爱情、亲情和友情的无限眷恋。聂鲁达在致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诗中说：“通过你的死，我学会了生：我的眼睛几乎没有模糊过，我有的不是恸哭的泪水，而是无情的武器。”这也是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们共同的心声。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普遍感到：在我们的生活中，物质层面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精神层面的东西似乎越来越少了；人们谈金钱的时候越来越多了，谈理想的时候似乎越来越少了。《人民的风》集中体现了诗人热爱家乡、热爱劳动、热爱和平的品德和捍卫正义、捍卫自由、捍卫理想的精神。因此，我决定翻译这本诗集，将它献给诗人的百年诞辰，以表自己的深切的缅怀与崇敬之情。

我从不用翻译软件，我认为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计算机是替代不了的。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电脑的？

赵振江：我用电脑不算太晚，1989年，我从西班牙回来，就买了一台电脑（286），向一个计算机系的老师（也是邻居）学了一下，就摸索着使用了，当时主要是打字。后来又收发邮件，从网上查阅相关资料，仅此而已。

中华读书报：现在新媒体的使用对您有哪些影响？　　

赵振江：至于新媒体，只是写写或转发微信而已。

中华读书报：您翻译过程中会使用电脑查询吗？现在有很多翻译软件，使得翻译变得非常便利。您认为这些翻译软件对翻译带来怎样的影响？翻译会被取代吗？

赵振江：在翻译和写作过程中，我会在网上查阅资料，但从不用翻译软件，我认为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计算机是代替不了的。目前是否有类似的西班牙语软件，我也不知道。但我曾收到过外国朋友通过翻译软件给我写的汉语书信，根本看不懂，更甭说翻译诗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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